能源變革：大國崛起的戰略先導

　　作為人類社會賴以生存的三大資源，能源、物質和信息總是在互洽中共同演進。其間，能源與動力系統的先發性變革，往往會帶來物質的制造、轉化、運輸和信息的獲取、處理、傳輸的重大革新。世界發展歷史表明，唯有引領世界能源技術創新，才可能實現大國崛起。

　　能源變革是創新驅動的關鍵因素

　　大國崛起是創新驅動的直接成就，也即以新科技帶來新產品、形成新產業、創造新供給、引發新需求、締造新生活、發展新經濟而實現的。國外研究表明，高技能人力資源（意味著較高的工資水平）和高水平能源技術（意味著較低的能源價格）是其中的重要原因。

　　得益于思想解放運動和印刷機等發明，在1500—1800年的300年間，西歐成人識字率大幅提高，如英國從6%到53%，荷蘭從10%到68%。因此，工業革命時期英國和荷蘭的工資水平非常高，倫敦是18世紀全世界工資水平最高的城市。崛起中的美國，因其地廣人稀，工資水平更高。熟練的普通機器制造工人的工資，相當于同期英國同行的114%~129%。美國工人的實際收入在1860—1890年間增加了大約50%，在1890—1914年間上升了37%。

　　高水平的工資收入，意味著需要低廉能源來彌補。英美等國都大量開采新能源，相關技術創新處于時代最前沿。1800年，英國生產、消耗的煤炭總量達到1500萬噸，約占歐洲煤炭消費總量的85%。德國崛起時，產煤量從1890年的8800萬噸增長到1910年的21900萬噸。1913年，美國生產了世界石油產量的65%、世界煤產量的39%。美國還開啟了電力革命，1889年，電能在工業用能中占比不到2%，到1919年，電能就超過了31%，遠高于其他任何國家，城市住所中有近1/2使用電燈。

　　高水平工資、低價格能源，直接導致了必須想辦法利用動力和機器來替代人工（需求側），同時人力資本積累得到高度重視（供給側）。由是，大量的各種各樣的機器、裝備和工具被發明、被運用，社會分工不斷專業化、精細化，收入提高、消費旺盛，形成了經濟的正向循環激勵機制，大國由此而崛起。

　　新一輪能源變革是走出危機陰霾的關鍵先導

　　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以來，世界經濟長期低迷。從創新經濟學視角來看，實際上是1990年代開始的第五次經濟長波進入下行階段的常態化表現。從能源變革的大視野來看，意味著新一輪能源變革正醞釀之中，因為新的制造業是構筑在新的能源體系之上的。

　　工業革命以來，可以認為，發生了兩次重大的能源變革。第一次以煤、蒸汽機為重點，第二次以石油、內燃機、電力等為重點。兩次能源變革造就了英美兩個大國。其塑造制造業新體系的基本路徑為：新能源及其新的利用方式（煤、石油、電）——新動力裝置（蒸汽機、內燃機、燃氣輪機等）和新材料裝備（冶鐵、煉鋼、合成材料、鋁、鈦等）——新交通基礎設施（鐵路、高速公路、機場等）與交通裝備（輪船、火車、汽車、飛機等）——新的周邊及衍生制造業和服務業等。

　　當然，從全球范圍來看，煤炭直到1965年才被石油所超越，石油峰值的來臨，可能要到2040年左右。目前，石油（33%）、煤（29%）、天然氣（24%）依然是一次能源的主力軍，這很大程度上是后發展國家和地區帶來的宏觀影響。而崛起中的大國，在能源技術創新方面，則超前于時代。這是因為能源替代需要十數年乃至數十年的過程。如從1712年第一臺紐科門蒸汽機成功運轉，到1776年瓦特蒸汽機開始商業化制造，歷經64年；從1876年奧托制造出第一臺四沖程內燃機，到1914年福特流水線生產T型車，用了38年。

　　今天，新一輪能源變革的歷史機遇開始垂青中國。對我國而言，在邁過“劉易斯拐點”之時，應抓緊促進人力資本累積和能源技術創新，以創新驅動實現大國崛起。

　　提高對能源變革的戰略認識，不能局限于能源被動適應制造和服務的思維，更不能僅就生態等來認識能源變革，而應把能源變革作為邁向世界制造強國、世界科技創新強國的戰略先導。

　　強化能源技術創新的投入與突破，逐步掌控聚變能、氫能等的核心技術，持續提高新能源占比，逐步形成世界范圍內能源產業技術創新的先發優勢。

　　促進能源等領域的創新創業，放寬準入、放松管制，強化智能互聯網、物聯網、能源互聯網的聯動發展，激勵能源動力與交通裝備、基礎設施、新物質創制、人工智能等融合創新，在能源生產、輸送、交易、消費等領域形成引領世界未來的新模式、新業態、新體系。

　　積極推動全球能源政治經濟治理體系的新發展，培育和發展參與甚至主導全球能源產業及其技術發展的跨國公司，增強國家能源開發、技術創新與金融支持的戰略協同，注重將人民幣國際化與國際能源規制創新聯動起來，構筑起支撐大國崛起的戰略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