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潔夫談醫生短缺：七成肺移植手術靠一個醫生做

　　數據顯示，截至2017年3月6日，全國共219365人通過書面和網絡途徑，成為逝后器官捐獻志愿者。自兩年前，我國宣布停用死囚器官后，器官移植逐漸步入陽光地帶。但與此同時，中國還面臨器官移植管理體制不夠完善、專業醫生短缺、手術費用較高等困境。如何走出這些困境？北京青年報記者就此專訪了全國政協委員、中國人體器官捐獻與移植委員會主任委員黃潔夫。

　　【對話人：黃潔夫】

　　全國政協委員 中國人體器官捐獻與移植委員會主任委員

　　中國之前用死囚器官是事實，現在我們改了，全世界都能看到，都會尊重。

　　我們沒有“活體摘器官”，那是胡說八道。

　　我也是志愿者之一，很早之前在紅會做器官捐獻登記的時候我就是了。支付寶上線之后，我還想第一個報名，結果大家速度都太快了，我沒搶到第一。

　　談梵蒂岡會議

　　“器官移植旅游”去年在中國已無一例

　　北青報：梵蒂岡教皇科學院舉辦的“反對器官販賣全球峰會”2月7日至8日在梵蒂岡召開，您應邀參會，為何引起國外一些人士不滿？

　　黃潔夫：之前教皇科學院發來了邀請信，我當時覺得去的可能性不大，我們跟梵蒂岡也是沒有建交。后來得到了有關方面的支持，說我應該去發出中國的聲音，向世界說出中國真實的情況。我們派出了一個8人的代表團，由我擔任團長。

　　其實，一開始我坐在峰會的現場，還是如坐針氈的，我們確實沒有發聲過。梵蒂岡峰會上很多國家對中國人體器官捐獻移植的態度是“兩頭小，中間大”——支持和了解中國的人很少，反對我們的也很少，但是有很多人持懷疑態度，包括之前“活體摘器官”等謠言，我們雖然宣布取消使用死囚器官，但是對謠言沒有發聲、反駁過，(這些謠言)他們相信。

　　北青報：那這次峰會上 ，您是如何發聲的？

　　黃潔夫：要發聲必須要先改革，如果我們國家沒有取消使用死囚器官，我是沒有辦法發聲的。在峰會上，我是用了孔子的話，“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更也，人皆仰之。”意思就是，中國之前用死囚器官是事實，現在我們改了，全世界都能看到，都會尊重。但是，我們沒有“活體摘器官”，那是胡說八道。

　　我承認，中國曾經是器官旅游的熱點國家和地區之一，每年有數以百計的外國人來中國器官移植旅游，當時用的都是死囚器官。但是，中國政府從2007年推行《人體器官移植條例》，2009年原國家衛生部要求外國人旅游要經過衛生部的批準，這之后器官旅游的案例就越來越少了。2015年中國停止使用死囚器官作為器官移植的供體來源，公民逝世之后自愿器官捐獻，成為器官移植使用的唯一渠道，到2016年一例都沒有了。這也與峰會上其他國家提供的數據相符合，有中東國家的代表就說，他們以前都是把中國作為器官移植旅游的最有希望的地方，現在再也不來了。

　　北青報：您的發聲起到了什么樣的作用？

　　黃潔夫：很多國家對中國的態度都從懷疑變成了支持。最后峰會發表了11點聲明，其中關鍵的幾點都是來自于我們的倡議，比如關于世界衛生組織參與全球器官移植的監管，就是我在會上建議的，在草案中增加了進去。

　　談器官捐獻

　　應把器官捐獻補充到移植條例中

　　北青報：去年我國器官移植和捐獻情況怎樣？

　　黃潔夫：去年我國公民身后捐獻4080例，完成了1.3萬例器官移植手術。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上第二器官移植的大國，我們的器官捐獻數量也在世界排名第二位，僅次于美國。手術成功率比以前大大提高，其中肝移植的一年成活率超過了95%。

　　北青報：2010年初，我國政府啟動器官捐獻志愿登記，但是幾年來登記志愿者并不多。去年底，支付寶開通“器官捐獻登記”，到現在有超過10萬人參與了志愿登記，為什么會有這樣的對比？

　　黃潔夫：我也是志愿者之一，很早之前在紅會做器官捐獻登記的時候我就是了。支付寶上線之后，我還想第一個報名，結果大家速度都太快了，我沒搶到第一。

　　最開始做器官捐獻登記體系是在紅十字會，但是發展很慢，因為登記要填的表格很復雜，足足有3頁。2014年，施予受器官捐獻志愿者登記網站和中國人體器官捐獻管理中心器官捐獻志愿登記平臺先后上線，但還是有登記手續復雜等因素，到去年支付寶上線前，兩個平臺也才有8萬多份志愿登記。所以借助了互聯網平臺，簡化登記流程，縮短登記時間。

　　其實，做器官捐贈志愿者跟實際器官捐贈是兩碼事，成為志愿者就是個“yes”還是“no”的問題，再把身份證信息留下來，就ok了。

　　北青報：所以，成為志愿者不意味著一定要捐贈器官？

　　黃潔夫：我們做志愿登記是為了營造良好的社會氛圍，而不是讓大家都變成捐獻者。這是一種愛心的表達，不意味著有任何捐獻義務需要履行，更不用志愿者自己去聯系醫院。我們其實希望，器官捐獻志愿者都不要成為器官捐獻者。

　　真正的器官捐獻還是在ICU里面完成的，是需要家人同意的。每年我們在ICU死亡的人數在600萬左右，只要有千分之一的人進行捐贈，就能夠滿足目前對器官移植的需求。現在通過志愿宣傳，把器官移植事業變成群眾都能享受到的公共衛生服務，這樣我們在ICU遇到可以進行捐贈的情況時，可以正大光明地去跟家屬談，家屬也能接受。

　　北青報：您今年的提案也是有關捐贈內容納入《人體器官移植條例》？

　　黃潔夫：隨著我國移植事業的發展，2007年的《條例》已經不適宜移植事業發展的需要，在器官移植中，捐獻是關鍵，所以我建議把器官捐獻的內容補充到條例中。比如，中國紅十字總會在器官捐獻工作中的作用，國家人體器官捐獻與移植委員會的職責與功能，包括中國人體器官分配共享計算機系統(COTRS)、器官獲取組織(OPO)、器官捐獻協調員等職能，讓器官捐獻工作有法可依并為今后進一步完善和制定我國的器官移植法奠定基礎。希望條例的修訂，能為未來器官移植捐贈的立法奠定基礎。

　　談醫生短缺

　　專業醫生短缺 七成肺移植手術一人做

　　北青報：有代表委員建議，要將“腦死亡”立法或者納入器官移植條例，您怎么看？

　　黃潔夫：腦死亡和器官捐獻沒有關系。腦死亡納入條例，這是個專家的誤區。其實我們已經建立了中國器官捐獻死亡判斷的三類標準，包括腦死亡、心臟死亡和心腦雙死亡。在目前我國的捐獻中，70%都是腦死亡，說明老百姓已經承認了腦死亡就可以捐獻，這跟立法有什么關系？

　　另外30%中，很多都是心腦雙死亡，就是我們醫生判斷患者已經腦死亡，無法救活，家人還是持有傳統觀念，希望心臟停止跳動之后再捐獻器官，我們就可以通過機器，保持氧和血的供應，不會對器官有損害，等待心死亡。

　　現在西方國家也有心臟死亡捐獻的。所以要看中國國情，不能說西方的條例上有腦死亡，我們就要有。西方國家的器官的受體和供體要互相保密，我們國家還在推進允許捐獻者家人跟受體見面，看到生命的延續，這是中國文化的特色。

　　北青報：您提到過我國心肺器官浪費很大，為什么？

　　黃潔夫：中國每年有30萬人可以接受器官移植手術挽救生命，減少病痛，但是現在在我們官方登記等待器官移植的只有3.1萬人。原因之一是經濟原因，沒有錢做手術。另一個原因是一些醫生和病人并不知道有些病可以通過做器官移植的方式來治療。去年，我國有4000多例的器官捐贈，捐獻器官上萬個。保守估計只是肺移植手術就可以做幾千例，但是實際去年肺移植的手術僅204例，還有心臟移植只有368例，大量的心肺器官被浪費了。

　　還有一個原因是我們的服務能力不夠，我們的醫院少，醫生也少，全國能做肺移植、心移植的，我都能直接說出名字來。比如，肺移植手術去年有204例，可有150多例都是同一個醫生做的。

　　北青報：對于器官移植，我國醫院和醫生的缺口有多大？

　　黃潔夫：太大了。美國有3億人，可以做器官移植的醫院有近300家，我們有13億人，才有169家醫院。美國去年做了2000例肺移植手術，我們才204例，只有十分之一。如果沒有經濟原因，而我們又有充足的服務能力，去年有4080例器官捐贈，一年做1000例肺移植手術是完全可以的。

　　北青報：為什么會有這么大的缺口？

　　黃潔夫：我們起步慢，2015年才開始。過去器官來源不透明，這種環境下很難培養出太多醫生，培養一位醫生要經過很長時間，比如肺移植，如果沒有連續做過10到15例手術，技術都是有限的。2015年之后，我們把能做器官移植的醫院也從原來的600多家減到現在的169家，

　　北青報：我們要如何盡快補足？

　　黃潔夫：今后新的工作重點是培養專業的醫生，我希望未來5年，中國的器官移植醫院將增加到300家。今年我們計劃增加10到20家器官移植醫院，選擇標準首先是以前成功做過移植手術的，有學科帶頭人的，帶頭人最少是我認識的，在國外受過訓練的，有很好的技術基礎的。其次，要有10例以上公民器官捐獻，其中肝腎移植一年成活率要達到100%的，不能有死亡。此外，如果醫院有在國外接受過訓練的能從事心肺移植醫生，我們可以把器官捐獻數量的要求放寬到3例。

　　文/本報記者 董鑫

　　攝影/本報記者 黃亮

　　數據

　　4080例

　　去年我國公民身后捐獻4080例，完成了1.3萬例器官移植手術。

　　第二

　　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上第二器官移植的大國，我們的器官捐獻數量也在世界排名第二位，僅次于美國。

　　95%

　　移植手術成功率比以前大大提高，其中肝移植的一年成活率超過了95%。

　　219365人

　　截至2017年3月6日，全國共219365人通過書面和網絡途徑，成為逝后器官捐獻志愿者。

　　圖示制作/潘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