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設扎根中國的社會學

　　【專家視角】

　　作者：周飛舟（北京大學社會學系系主任）

　　4月25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人民大學考察時強調，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歸根結底是建構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要以中國為觀照、以時代為觀照，立足中國實際，解決中國問題，不斷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不斷推進知識創新、理論創新、方法創新，使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真正屹立于世界學術之林。

　　社會學是一門研究社會關系和社會運行規律的學科，是哲學社會科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從1982年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恢復重建至今，已歷四十年。北大和中國社會學的四十年，是與中國改革開放偉大歷程同步發展的四十年，也是在馬克思主義辦學方針指導下，建立自主學術道路和學科體制，努力向世界一流學科行列邁進的四十年。在這個過程中，社會學作為一門新興的一級學科，建立了完整的學科和人才培養體系，產出了大量研究成果，為國家社會發展建言獻策，成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的重要組成部分。

　　譯介傳播，經世濟民

　　社會學起源于工業革命時期的歐洲。社會學的經典作家針對現代社會的各種問題提出了系統性的社會理論和社會研究方法。20世紀初，社會學最早被翻譯為“群學”而進入北京大學等高校課堂，馬克思主義重要思想的介紹、翻譯和傳播也與社會學有著密切的關系。社會學通過當時興盛的社會調查和社會改良運動為中國社會所初識，又通過無數社會學工作者的耕耘與啟蒙人民、救亡圖存的歷史使命緊緊連在一起。嚴復、吳文藻、費孝通等社會學前輩一方面通過大量譯介社會學著作、以“兼容并包”的精神推動社會學的普及和發展，另一方面大力提倡“經世濟民”的社會研究之道，發展出“社區研究”等具有深遠影響的社會研究方法，開辟了“社會學中國化”的道路。

　　自20世紀80年代初以來，在費孝通、雷潔瓊等人的大力推動下，社會學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和北京大學等學術機構設立研究所、學系，成立中國社會學會，宣告了學科重建的開始。1980年1月，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成立，這是改革開放后我國恢復、成立最早的社會學研究所。1980年3月，復旦大學分校（后歸入上海大學）恢復和重建改革開放后全國第一個社會學系，并招收第一批社會學專業本科生。1981年3月，北京大學招收第一批社會學專業碩士研究生，1985年，北京大學作為全國首家社會學博士授予單位開始招收博士生。《社會》《社會學研究》等專業研究期刊陸續創辦，全國范圍內的社會學教學和科研機構相繼成立，社會學初步建立起相對完整的學科體系。

　　學科建立之初，師資最為緊缺。老一輩社會學家分別在北京和天津南開大學主持了各兩期的“北京社會學講習班”和“南開社會學專業班”，聘請國內社會學前輩和國外社會學學者講學，培養出重建后第一批社會學教學與科研的主要師資力量。這批師資力量不但成為社會學重建后的主力軍，而且其中相當一批學者成為社會學學科的領軍人物。

　　兼收并蓄，從實求知

　　20世紀八九十年代，社會學面臨“引進來”的艱巨任務，即需要大量引進西方社會學的理論和研究方法，應用于中國的社會研究。在理論方面，北京大學社會學系系統翻譯出版了西方社會學的理論著作和理論教材，譯著超百部，成為國內社會學理論研究重鎮。在研究方法方面，中國社會科學院等機構連續舉辦“社會學方法暑期班”，推進西方社會研究方法的學習和普及。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人民大學建立了“中國綜合社會調查（CGSS）”，北京大學設立了“中國家庭追蹤調查（CFPS）”，這是運用抽樣調查和追蹤調查方法建立的全國大型數據項目，為了解和把握中國社會發展的總體狀況提供了重要的實證基礎。理論和方法的引進，大型數據庫的建立和運行，充分體現了中國社會學兼容并包、吸收世界先進研究成果的精神，這是社會學獲得快速發展的重要資源。

　　在兼收并蓄的同時，社會學也需要“沉下去”，密切關注中國社會發展的經驗和問題，深入了解民情社情，在社會調查和經驗研究中總結和概括中國社會運行的規律，為國家戰略和政府決策提供有價值的參考建議。在這個方面，費孝通先生發揚社區研究的“從實求知”傳統，在高齡之年仍持續展開社會學田野調查，“行行重行行”，足跡遍布大江南北的城鎮村莊，發表了“小城鎮大問題”“中華民族的多元一體格局”等研究成果，提出了“文化自覺”“美美與共”等重要論述，為后輩學者樹立了社會學研究的典范。社會學在城鄉發展、社會分層、社區治理、民族研究、人口、勞動、性別、數字社會等方面積累了大量豐富生動的經驗資料和研究成果，對中國社會的若干運行機理提出了創新的解釋，進行了富有成效的理論化建設，同時也開拓出了社會工作、社會保障和社會政策等與國計民生息息相關的實務和政策研究領域，發揚了社會學“經世致用”的學術傳統，緊緊追隨中國社會發展的步伐。

　　扎根中國，面向世界

　　社會學的重建、恢復和發展在取得顯著成就的同時，也面臨一些亟需應對的挑戰。這主要表現在社會學的研究還沒有對中國社會發展的道路做出兼具全面性和深刻性的概括，缺少令人信服的經驗提煉和理論創新，學術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落后于中國社會的創造性實踐，沒有能夠完全適應新時代的新要求。深刻反思發展道路上經歷的曲折和面對的問題，在黨和國家發展哲學社會科學的方針指導下，如何推動建設反映中國現實、展現中國風采、具備中國氣派的社會學，是我們在新時期需要思考的、具有戰略高度的重要議題。

　　西方社會學理論和思潮紛繁復雜，大多是針對其所產生的社會問題而來，根植于其地域和文化，對中國社會不乏借鑒和參考價值。但如果教條式地加以學習和運用，表面上倡導“價值中立”，實際上以西方社會的問題意識和理論方法來檢視和裁剪中國社會的現實，就容易犯機械論的錯誤。要在社會學研究中注意這些問題：一是要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結合中國社會現實，正確甄別、選擇吸收西方理論和思潮。中國社會的歷史和發展實踐表明，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運用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研究解決各種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是當代中國哲學社會科學區別于其他哲學社會科學的根本標志。二是要從中國優秀傳統文化中汲取營養，充分運用我國博厚悠久的文明傳統，在文化自覺、文化自信中實現古為今用、洋為中用，將人文主義的精神血脈貫注于社會學的理論建設和經驗研究之中。三是要堅持“從實求知”，扎根中國社會的現實土壤，感受時代的脈搏躍動，自覺以回答中國之問、世界之問、人民之問、時代之問為學術己任。社會學以社會調查為社會研究的基本手段，社會調查根本上是對社情民意的深刻體察。“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偉大的人民創造偉大的時代，偉大的時代產生偉大的理論。建設邁向人民的社會學，才能不負時代使命。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哲學社會科學要“從國情出發，從中國實踐中來、到中國實踐中去，把論文寫在祖國大地上，使理論和政策創新符合中國實際、具有中國特色，不斷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社會學”。中國特色的社會學，必將緊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之路，充分彰顯中國特色、中國風格和中國氣派，在國際學術園囿中開出絢爛的花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