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強國安全觀概覽

　　安全觀是一國制定實施安全戰略的理論基礎和行動指南，不僅關乎本國的安全，也影響著地區和國際安全。縱觀美國、俄羅斯、英國、法國、德國、日本等世界強國的安全觀，主要體現在其國家安全戰略之中，了解他們的安全觀念和戰略構想，有助于我們更好地認識自己國家所處的時代和國際背景。

　　二戰后，美國啟用“國家安全”這個概念，并逐漸成為其國防和外交政策的著力點。1947年，美國通過《國家安全法》，并據此設立白宮安全委員會、中央情報局等中樞部門和情報機構，形成了國家安全政策決策機制，正式將國家安全作為國防和外交政策的指針。冷戰結束后，隨著蘇聯解體和全球化加快，美國抓住機遇進行戰略調整，構建起新的安全戰略框架，即以維護霸權地位為宗旨，以軍事為后盾，以外交為手段，借助強大經濟實力，積極塑造符合美國利益和價值觀的國際秩序。縱觀冷戰以來美國安全戰略發展演變，盡管每個時期強調的重點不同，但以美國國土安全為底線，以美國至上主義為底色，謀求軍事優勢和世界霸權的目標始終沒有改變。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執政以來更加強調“美國優先”。2017年年底發布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突出強調了“四個核心國家利益”，即保護美國人民和國土安全、促進美國繁榮、以力量求和平、提升美國影響力。

　　俄羅斯經歷了莫斯科公國、沙皇俄國和蘇聯等不同歷史時期，雖然各個時期社會背景不同，但“擴張”安全觀卻傳承數百年。冷戰結束后，蘇聯四分五裂，俄羅斯動蕩不安。這一時期，俄羅斯國家安全觀的核心，就是綜合利用一切資源和手段，確保俄羅斯國家利益免遭威脅。普京執政后，俄羅斯的國家安全狀況逐漸好轉，并日漸形成新的國家安全觀。這一國家安全觀主要體現在《俄羅斯聯邦國家安全構想》《俄羅斯聯邦對外政策構想》及總統咨文等重要文件和政要講話之中，它認為國家利益體系由個人、社會和國家根本利益構成，國家安全領域不僅包含主權、領土和軍事安全，也包括經濟、社會、人口、資源、科技、信息和環境安全。《2020年前俄羅斯國家安全戰略》繼續將美國謀求軍事霸權和北約東擴視為主要威脅，利用傳統和非傳統手段綜合解決國家面臨的各種安全威脅。重新恢復強國地位，是普京政府維護俄羅斯國家安全的優先目標。

　　作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法國在國際舞臺上素來敢于堅持自己的政治觀點和主張。這不僅體現在冷戰時期戴高樂總統強調的獨立自主外交上，也反映于希拉克總統在伊拉克戰爭問題上的反美立場。冷戰結束后，法國深刻分析國際安全環境新變化，科學制定新的安全戰略，大力推動國防現代化改革，陸續出臺了《1994年國防白皮書》《1997-2002年軍事規劃法》《國內安全法》等綱領性文件，勾勒出戰后至今法國安全觀的大致輪廓，確定了新的安全戰略思想——堅持獨立自主的防務力量，強調核威懾與常規軍事行動相結合，將法軍打造成一支力量精干、裝備精良，更加適應本土以外行動的新型職業軍隊。

　　日本在二戰失敗后曾一度處于被占領、無武裝、主權不完整的狀態，但其依靠美國支持和自身力量不斷發展，到20世紀90年代后，再次成為軍事和經濟大國。20世紀80年代，日本提出“綜合安全保障戰略”，擴大國際影響，發展軍事力量，保持日美同盟。進入21世紀以來，日本國家安全政策動作接連不斷，2003年6月批準從美國引進導彈防御系統計劃，2010年對《防衛計劃大綱》進行修訂，2013年安倍政府改組建立“國家安全保障會議”機制，并設立國家安全保障局。這表明，日本以“綜合安全觀”為基礎的國家安全構想正逐步確立。“綜合安全”不僅包括軍事安全，也包括政治、經濟和防災等領域。

　　德國地處歐洲中部，特殊的地理位置將它推至歐洲政治前沿，肩負著處理好周邊關系和抵御大國地緣戰略的雙重任務。因此，對德國歷屆統治者來說，保衛國家安全的首要任務，在于突破地緣限制，防止同時遭受多面圍攻。二戰的慘敗促使德國人深刻反省傳統安全觀的利弊。在這一基礎上，德國社會普遍形成一種“克制文化”，在對外政策上采取克制態度，尤其是在軍事安全領域進行自我約束。默克爾執政以來依照新的安全戰略部署，將國家安全戰略劃分為國內、區域和全球層次，把軍事防務、經濟外交、同盟和國際合作作為實現國家安全的主要手段，致力于構建有利于德國的歐洲安全機制，積極謀取成為世界政治大國。

　　英國地處西歐邊緣，英吉利海峽將其與歐洲大陸分開。這種與大陸“既近又遠”的特殊地緣環境，使英國的安全觀念帶有很強的實用主義特征。歷史上英國安全觀的主要內容突出表現在追求海上霸權、謀求歐洲均勢，以及有選擇地參與地區和世界集體安全。冷戰結束后，英國的安全觀和安全政策也在不斷調整，在“利益至上”原則下，面對變化的歐洲和世界，英國安全觀和安全戰略發生了新的變化，主要體現在：強調維持英美特殊關系和尋求新的歐洲均勢，強調任何歐洲防務合作行動，都不應離開北約、疏離美國另起爐灶；針對自身利益國際化、利益觸角深遠的實際，更加重視集體安全與多邊安全。

　　（作者：張思遠、孫皓、宋文超，分別系軍委后勤保障部辦公廳研究室研究員、國際關系學院碩士研究生、國防大學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