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厚明：我國工業通信業發展呈現五大趨勢

　　制造業日益成為國際競爭的焦點 我國制造業發展面臨來自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雙向擠壓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后，制造業等實體經濟重新受到包括發達國家在內的各國的重視，發展制造業日益成為國際競爭的焦點。例如，美國先后出臺《重振美國制造業框架》《制造業促進法案》《先進制造業國家戰略計劃》等，從勞動力、資本和技術研發等多方面為制造業發展提供良好的條件；德國實施“工業4.0”戰略，支持工業領域新一代革命性技術的研發與創新，推動信息技術與工業融合；日本長期重視“工匠精神”和中小制造業的創新能力培養，制定了質量救國的發展戰略；法國制定“新工業法國”計劃，旨在通過再工業化使法國重返全球工業第一梯隊。

　　伴隨著我國人口紅利的逐漸消失及土地等生產要素成本的上升，近年來一些發展中國家開始承接我國部分產業轉移，印度、越南、泰國等東南亞國家依靠較低的勞動力成本，開始搶占我國制造業加工份額。

　　此外，發達國家的一些跨國企業除了回流本國外，部分企業考慮將中國的工廠移至其他發展中國家，例如，微軟已經關停了諾基亞東莞工廠，三星在越南開設大型工廠，蘋果公司決定在印度建立新的生產工廠。當前，我國制造業發展面臨來自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雙向擠壓。

　　國際貿易摩擦呈現長期性、復雜性發展趨勢

　　我國工業通信業發展的外部環境不確定因素增多

　　當前，國際貿易保護主義、單邊主義抬頭，貿易摩擦不斷加劇，全球化遭遇波折。目前來看，中美貿易摩擦已經呈現出向技術封鎖、技術管制等領域延伸趨勢，我國工業通信業發展的外部環境不確定因素增多。

　　首先，國際貿易摩擦日趨長期化、復雜化，減緩了我國制造業邁向中高端的步伐。受中美貿易摩擦影響，我國在跨國投資并購以及海外技術人才引進方面愈加困難，或增加我國制造業技術提升和產業轉型升級的難度。

　　其次，在中美貿易摩擦長期化背景下，相關沖擊和影響將逐步向產業鏈上下游蔓延，有可能導致我國重點行業產業鏈核心環節的外流，“產業空心化”風險增加。

　　再次，我國工業通信業在基礎研究、關鍵共性技術、產學研用協同、人才培育與儲備等方面的問題仍然突出，在中美貿易摩擦的背景下，我國工業通信業轉型升級的難度加大。

　　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影響不斷呈現

　　互聯網正成為產業變革的先導力量

　　當前，新一輪科技革命推動全球產業呈現顛覆性創新與延續性創新并存的創新態勢，全球以信息網絡、智能制造、新能源和新材料為代表的技術創新浪潮，主要體現為信息技術與傳統制造業相互滲透、深度融合，正在掀起新一輪產業變革，對工業通信業發展產生重大而深遠的影響。

　　智能制造、網絡制造、柔性制造、綠色制造、服務型制造日益成為生產方式變革的方向，下一代通信網絡、物聯網、云計算等新一代信息技術從蓄勢待發到日漸發展成熟，并愈來愈多地應用于工業領域，改變了傳統的制造模式、組織模式、管理模式和商業模式。

　　互聯網正成為產業變革的先導力量，物聯網、大數據、云計算等信息技術對傳統制造業產生了顛覆性改革和重構，各國由于發展階段、產業結構、比較優勢的差異，形成了不同的路徑選擇，例如，美國依靠信息技術優勢，打造“互聯網+制造業”模式，德國“工業4.0”通過“智能工廠”以“智能生產”的方式制造“智能產品”。

　　在“十三五”規劃中，我國明確提出實施網絡強國戰略以及與之密切相關的“互聯網+”行動計劃，推進物聯網、工業互聯網快速發展，進而推動國內信息化基礎設施及互聯網應用處于世界領先水平，實現互聯網相關的關鍵技術自主可控，并提升我國在國際互聯網治理規則制定中的話語權。

　　我國工業通信業邁向高質量發展

　　我國國際產業分工定位開始調整，國際競爭對手發生變化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通過勞動力、土地等生產要素的低成本優勢，吸引資本集聚與國際產能轉移，實現了經濟的長期快速發展。但傳統的發展模式也造成了環境污染嚴重、地區發展不平衡等問題，在工業通信業領域更多地表現為核心技術受制于人、增長動力仍然不足、低端過剩與高端供給不足并存、企業綜合成本較高等發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問題。

　　隨著我國經濟快速增長，要素稟賦條件發生改變，原有發展模式的成本與收益兩個維度共同促使我國轉變發展模式，我國工業通信業從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進入新時代高質量發展階段，是由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歷史選擇與自身國情決定的。

　　一方面，工業通信業發展取得的巨大成就為高質量發展轉型提供現實基礎。2018年，全國工業增加值達到30萬億元，繼續保持世界首位，并形成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我國產業技術水平越來越接近全球前沿，整體處于技術追趕后半程，高鐵、特高壓輸變電、通信設備、網絡應用等部分領域躋身世界先進行列。此外，我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取得了較好的效果，工業通信業發展穩中向好，為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奠定了扎實的現實基礎。

　　另一方面，國際環境變化促使我國工業通信業需要加速向高質量發展轉型。經過40年改革開放的積淀，我國現已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產業結構調整轉型的成效日益顯現，國際產業分工定位開始調整，國際競爭對手發生變化，我國已經開始從風險低、收益低的“與發展中國家競爭、與發達國家合作”的模式，逐漸轉向產品和服務的上游，轉變為風險高、收益高的“與發達國家競爭”的模式，挑戰與機遇并存，需要深化改革，加速工業通信業向高質量發展轉型。

　　改革開放進入新階段

　　我國工業通信業領域內相關服務業和高端制造業的競爭有望加劇

　　首先，我國的開放已經從最初的僅僅開放制造業發展到開放服務業和高端產業，今后在服務業領域內將放寬銀行、證券、保險等金融行業外資股比和設立限制；在高端制造業領域內將放寬汽車、船舶、飛機等少數行業外資限制，這意味著我國工業通信業領域內相關服務業和高端制造業的競爭有望加劇，而這些產業的效率有望得到提升。

　　其次，將從“鼓勵出口”轉變為“主動擴大進口”，未來我國將發揮內需的重大作用，主動擴大進口，促進經常項目收支平衡。增加進口，尤其是增加國外的優質產品進口，可以倒逼國內工業通信業領域內相關企業向高端市場轉型，提高產品質量，也為居民消費升級提供更好的產品體驗。

　　最后，將從國際貿易規則遵守者向規則制定者轉變。未來，我國將高度關注國際經貿規則新變化，主動研究參與和對接適應新形勢下的多邊貿易體制相關條款，從減少專向性補貼、國有企業公平競爭、維護WTO框架上進一步引領國際經貿規則制定，特別是通過“一帶一路”倡議等多種平臺形成符合我國利益的國際經貿規則表達，以優勢產業“走出去”推動我國的技術標準化、標準規則化、規則國際化，不斷提升在國際規則制定上的話語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