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文利：為“一帶一路”建設提供歷史鏡鑒

　　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學互鑒、互利共贏的絲路精神，不僅是中華民族千百年來一脈相承、綿延不絕的優秀文化傳統，而且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不竭精神動力，還是建立未來新型世界格局的東方智慧結晶。積極推進“一帶一路”建設，應不忘本來、以史為鑒，弘揚絲路精神、開辟美好未來。

　　和平合作精神。崇尚和平、友好合作是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傳統。綜觀絲綢之路發展史，凡是戰爭時期，絲綢之路基本是中斷的；凡是和平時期，絲綢之路都是暢通的。絲綢之路的開拓與發展有賴于沿線國家和地區的穩定，其興盛源于沿線國家和地區的和平合作。千百年來，絲綢之路上來往著形形色色的人，但有一類人構成文明互動的主體：大量移民。由于戰爭或政治動蕩等因素，大量移民遷入和平地區，他們帶來的先進文化和生產方式推動著文明交流進步。漢唐時期，行走在陸上絲綢之路的各國使臣攜帶本國統治者的禮物和國書，傳遞著各國希望和平的理念。明代的鄭和下西洋，也希望向海外各國宣傳“共享太平之福”的和平理念，進一步繁榮海上絲綢之路。中華民族崇尚“以和為貴”“和而不同”等理念，這使得和平合作精神世代相傳。

　　開放包容精神。中國的開放包容精神有別于西方非此即彼的理念，是促進絲綢之路上各種文明交匯的“大熔爐”。中國的發展壯大在開放包容的氛圍中形成。從歷史上看，這種氛圍很大程度上是通過絲綢之路來體現的。魏晉南北朝時期各族群的交流、交往、交融，帶來了隋唐的大發展；同時，隋唐文化也影響了周邊各國。據統計，唐朝僅留居廣州的外國客商就達12萬多人；宋朝與中國通商的國家和地區有50個；明朝永樂時期有4個國家的國王先后7次來華，留下了中外友誼的佳話。古代中國之所以具有龐大的絲綢之路“朋友圈”，得益于開放、受惠于包容。歷史一再說明，沒有哪個國家和民族可以在完全封閉的狀態下發展，開放是人類歷史的常態，包容是順應歷史進步潮流的必然選擇。不同國家和民族只有相互尊重、彼此包容，才能創造引領時代的文明成果；自我封閉、盲目自大，必然導致落后。只有超越文明類別、制度差異、發展水平，秉持開放包容精神，才能推動解決人類面臨的難題。

　　互學互鑒精神。絲綢之路是古代中國與世界互動的紐帶，互學互鑒精神成為絲綢之路上文明進步的“孵化器”。中國的“四大發明”經絲綢之路傳到西方，推動了西方近代社會制度和生產方式的變革。馬克思指出：火藥、指南針、印刷術——這是預告資產階級社會到來的三大發明。隋唐時期，儒家文化傳入東亞各國。日本、朝鮮等國紛紛仿照唐朝建立自己的各種制度，儒家文化在東亞社會的各個階層得到普及。佛教的傳播更是絲綢之路上的重要成果。佛教傳入中國后，與中國本土文化融合，形成了有中國特色的佛教文化。唐代各種文化、宗教在絲綢之路上交匯、融通，玄奘西行、鑒真東渡，書寫的是互學互鑒的光輝歷史。古代絲綢之路還把中國、印度、埃及、巴比倫等古老文明廣泛聯結起來，文化、宗教、藝術百花爭艷、相互浸染，實現了人類歷史上的大交流和大交融。

　　互利共贏精神。絲綢之路的歷史證明，除了戰爭和掠奪，各民族之間可以互利共贏，各國可以共同成長、共同獲益。互利共贏精神正是絲綢之路發展興盛的“推進器”。來往于各國的使者代表著各自的國家，表達和平愿望、傳遞合作聲音，促進了絲綢之路的開拓和發展。現在一些人認為古代中國皇帝厚往薄來地對待外國使節，以維護“天朝上國”的形象。實際上，歷朝歷代的統治者都在算經濟賬和政治賬。從經濟上說，古代中國的對外貿易方式主要是以物易物。這樣容易控制價格，當外國貨物虛價較高時，中國貨物也相應抬高價格，以保持賬面上的平衡。從政治上講，統治者考慮安全穩定要高于經濟利益。從古至今，互利共贏理念不僅適用于經濟領域，也適用于政治、安全、文化等領域；不僅適用于地區和國家內部，也適用于各國之間開展合作。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邊疆研究所、國家領土主權與海洋權益協同創新中心副研究員）

　　《 人民日報 》（ 2016年06月17日 07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