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量化工資上漲標準操作性強 落實需多舉并措
時間:2011-08-31 09:38 來源：京華時報
北京市政府辦公廳近日發布了《關于促進居民收入增長的意見》。這樣一件與京城老百姓生活密切相關的大事情，既有十分值得期待的想象空間，又有相關政策能否落實到位的懸念，需要特別予以關注。
當下，社會公眾對于繼續堅持改革有種種期望。其中最大的期望之一，莫過于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而從決策層的設計來看，從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等方面維護群眾權益，讓更多的人民群眾分享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成果，讓收入分配制度更加趨向公平，其政策思路已經是清晰可見。在“十二五”規劃中，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提出的“最低工資年均增長13%以上，職工工資年均增長15%”的目標，被認為是中國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在社會上引起轟動。如今，北京市率先發布了《意見》，不僅量化了工資上漲標準，同時制定了企業工資指導線、勞動力市場工資指導線、企業人工成本線等相關標準，政策規定相當具體，又具有較強的可操作性，的確令人鼓舞。
毫無疑問，任何一個改革設想的提出，其出發點無論多么積極，方案多么誘人，如果不能落在實處仍舊是畫餅。就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而言，北京也好，全國也罷，或許都面臨一些共同的問題，或懸念，這是應該認真對待，認真研究的。
更多的問題不說，以下幾個問題就擺在面前。
首先，《意見》是以政府的名義提出，終歸只是一個“意見”或“建議”，大體上僅具有指導性的作用，與具有強制性作用的法律法規大不相同。在實踐過程中，政府“指導”的權威性，與企業服從、執行的力度之間，必然有相當大的差距。工人的工資是企業付的，掏錢的是老板。假定企業遇到這樣那樣的困難，無法滿足工資上漲的要求，達不到“指導線”的標準，又該怎么辦？今年上半年，全國工商聯在江蘇、浙江、廣東等省市區進行調查，調查結果發現有大量中小企業遇到金融危機以來最嚴重的用工方面的問題，其中一個突出的問題是員工工資增長的幅度給企業帶來的成本增長壓力過大，導致一部分企業“不敢招工”，“招不起工”，結果造成一些企業處于開工不足乃至停產的狀況。而我們知道，在占企業絕大多數比例的中小企業中，大多是勞動密集型企業，其人工成本占總成本的比重很高。對這樣的實際問題，不能視而不見。
其次，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重點必須是解決收入分配不公。工資“倍增”，千萬不能搞成“被增”，不能只讓一部分人獲得高收入而其他人只能當“分母”。換句話說，收入分配改革應該做到“提低控高”，一方面將最低工資標準提上去，同時對低收入者給予“保底”，有基礎性保障措施；另一方面應通過預算管理手段，控制國有企業，尤其是壟斷性企業的過高薪酬水平。
第三，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不可能僅僅是“階段性任務”，而應該是通過改革建立長效機制，應該使之成為和諧勞動關系的有機組成部分。
當然，解決上述問題既需要按市場規律辦事，同時離不開政府的作用。比如，在指導企業實現工資增長量化目標時，政府需要采取包括減免稅收、信貸優惠等多種措施，對企業，特別是用工量最多的中小企業進行扶持。又比如，在建立長效機制方面，政府在企業雇主與員工之間進行工資協商時，必須發揮特殊的協調作用。正因為如此，人們對北京市政府發布的《意見》，以及對這一政策的標志性意義，寄予厚望，樂觀其成。（高初建）
當下，社會公眾對于繼續堅持改革有種種期望。其中最大的期望之一，莫過于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而從決策層的設計來看，從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等方面維護群眾權益，讓更多的人民群眾分享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成果，讓收入分配制度更加趨向公平，其政策思路已經是清晰可見。在“十二五”規劃中，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提出的“最低工資年均增長13%以上，職工工資年均增長15%”的目標，被認為是中國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在社會上引起轟動。如今，北京市率先發布了《意見》，不僅量化了工資上漲標準，同時制定了企業工資指導線、勞動力市場工資指導線、企業人工成本線等相關標準，政策規定相當具體，又具有較強的可操作性，的確令人鼓舞。
毫無疑問，任何一個改革設想的提出，其出發點無論多么積極，方案多么誘人，如果不能落在實處仍舊是畫餅。就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而言，北京也好，全國也罷，或許都面臨一些共同的問題，或懸念，這是應該認真對待，認真研究的。
更多的問題不說，以下幾個問題就擺在面前。
首先，《意見》是以政府的名義提出，終歸只是一個“意見”或“建議”，大體上僅具有指導性的作用，與具有強制性作用的法律法規大不相同。在實踐過程中，政府“指導”的權威性，與企業服從、執行的力度之間，必然有相當大的差距。工人的工資是企業付的，掏錢的是老板。假定企業遇到這樣那樣的困難，無法滿足工資上漲的要求，達不到“指導線”的標準，又該怎么辦？今年上半年，全國工商聯在江蘇、浙江、廣東等省市區進行調查，調查結果發現有大量中小企業遇到金融危機以來最嚴重的用工方面的問題，其中一個突出的問題是員工工資增長的幅度給企業帶來的成本增長壓力過大，導致一部分企業“不敢招工”，“招不起工”，結果造成一些企業處于開工不足乃至停產的狀況。而我們知道，在占企業絕大多數比例的中小企業中，大多是勞動密集型企業，其人工成本占總成本的比重很高。對這樣的實際問題，不能視而不見。
其次，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重點必須是解決收入分配不公。工資“倍增”，千萬不能搞成“被增”，不能只讓一部分人獲得高收入而其他人只能當“分母”。換句話說，收入分配改革應該做到“提低控高”，一方面將最低工資標準提上去，同時對低收入者給予“保底”，有基礎性保障措施；另一方面應通過預算管理手段，控制國有企業，尤其是壟斷性企業的過高薪酬水平。
第三，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不可能僅僅是“階段性任務”，而應該是通過改革建立長效機制，應該使之成為和諧勞動關系的有機組成部分。
當然，解決上述問題既需要按市場規律辦事，同時離不開政府的作用。比如，在指導企業實現工資增長量化目標時，政府需要采取包括減免稅收、信貸優惠等多種措施，對企業，特別是用工量最多的中小企業進行扶持。又比如，在建立長效機制方面，政府在企業雇主與員工之間進行工資協商時，必須發揮特殊的協調作用。正因為如此，人們對北京市政府發布的《意見》，以及對這一政策的標志性意義，寄予厚望，樂觀其成。（高初建）
編輯:馬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