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州9成以上的家庭、個人，近6成的企業參與民間借貸，民間借貸規模超過1200億元。其中用于一般生產經營的僅占35%。

　　民間借貸的發生，大多板子打在銀行身上，指其提供給中小企業的貸款渠道匱乏。不可否認，全球金融危機寒流引發外需下滑等多重沖擊，導致國內廣大出口制造型小企業資金鏈緊繃甚至出現斷裂跡象，這是民間借貸興起的原因之一，然而卻非全部。

　　近日，海瀾集團、陽光集團涉嫌“非法集資”被曝光，民間借貸的鏈條逐漸伸向大型民營企業(據5月30日《21世紀經濟報道》)。這些大型民營企業，多為各類金融機構的座上賓，獲取信貸資源并非難事，鋌而走險讓人大跌眼鏡。

　　從其非法集資的投向，不難發現緣故端倪。一是房地產項目，二是金融投資，三是商品交易，如鋼鐵貿易。研究數據也相佐證——溫州9成以上的家庭、個人，近6成的企業參與民間借貸，民間借貸規模超過1200億元。其中用于一般生產經營的僅占35%。

　　民間資金大部分流向非生產領域，無疑凸顯實體經濟面臨的困境。中國的制造業主要是靠廉價立本的，缺乏核心競爭力，隨著“人口紅利”消失、制造成本的增加以及人民幣匯率的快速升值，企業利潤微薄，難以吸引民間資金。“去實體”的資金，一方面，被逐利的心態牽引，投資房地產、商品貿易等，另一方面，表現出高杠桿、過度投資等盲目性和投機性傾向，風險不斷積聚，一旦某個環節出現問題，就容易產生連鎖反應，會導致風險蔓延。

　　解決民間借貸是一個綜合化系統化工程。從長期看，中國流動性總體充裕是長期格局，民間借貸的土壤不會消失。2005年以來，我國的貨幣增長量平均在17%左右，貨幣增長率遠遠大于GDP增長率和通貨膨脹增長率之和。本輪通脹周期中樞全面抬升，在其他投資渠道較窄等情況下，居民渴望把閑置的資金轉向民間借貸以獲得高收益。

　　鑒于此，除了采取類似溫州金改的措施外，還需多管齊下。一是向居民開放更多投資渠道。以債券為例，除個人投資者熟悉的儲蓄式國債以外，已經發展出次級債、企業短期融資券、商業銀行普通金融債、上市公司債、企業債、央行票據、可轉債、可分離債等多個品種。其中許多收益較高的品種只在銀行間市場交易，只有機構投資者才能參與。譬如，一年期央票的收益率與一年期定存利率相近，但流動性遠遠超過定期存款，商業銀行發行的金融債、資產證券化等低風險、高流動性的固定收益產品個人卻無法投資。

　　二是從實體經濟癥結入手。目前，關于鼓勵民間資本進入鐵路、銀行業的意見也已出臺。但從長遠來看，若要充分發揮民間資金的作用，仍需在行業準入和制度安排上進一步給予民間資本“國企待遇”，如稅收支持、財政補貼等制度保障。